5月14日，富士康发生了今年第九起跳楼事件，频频跳楼为何持续发生？管理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以下是摘自新华网在5月11日第八起跳楼后的调查：

　富士康发生第八起跳楼事件

　　富士康员工又发生跳楼惨剧。11日晚，该公司一名女员工疑跳楼身亡。据目击者称，11日晚7时许，在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11巷某栋住宅楼，一名租住在该楼的女子突然爬到8楼的楼顶，然后一声不吭地就往下跳，摔到地上一动不动，后经赶来的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，该女子已经死亡。记者随后从警方核实了解到，死者是富士康在职员工，姓祝，24岁，河南人。对于其具体死因，警方正在调查中。

　　在富士康发生“八连跳”后，本报记者于12日晚独家采访了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。

　　问：在最近两起坠楼事件中，富士康集团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？

　　答：在5月6日的坠楼事件中，公司已经非常尽力。通过我们的预报机制，卢新的同事向公司报告他的精神状况有异常后，他的主管与他沟通到晚上1点半。但我们总结经验有两点做得不足：一是当天晚上，同事已经拨打了120，准备把他送到附近医院。但在卢新本人的拒绝下，同事做了妥协；二是我们没有把卢新安排到更为安全的1楼宿舍观察。

　　5月11日的坠楼事件，跳楼者祝晨玲已经从4月30日就处于休假状态。她的母亲已经于前一天到了深圳。由于事件是在她的出租屋里发生的，公司的通报机制没有注意到。但按我的了解，起因是她个人的情感问题。

　　需要声明的是，这两起坠楼事件和前几起一样，当事人平时的加班强度肯定是在正常范围。

　　问：富士康集团屡发员工坠楼事件的根源在哪里？

　　答：以龙华园区为例，一个园区就38万人，属于小社会、大公司。但和外面的社会不同，社会以家为单元，而在工厂里员工任意搭配，以个人为单元。员工的压力会大很多。此外，公司在硬软件设施的建设上都非常不错。但是把这些投到近40万人的规模中去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我们无法保证关心到每个员工。我也没有能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我们的资源有限，我们也呼吁社会上一些好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资源能够和富士康联手。社会需要联动。

　　问：富士康集团以后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？

　　答：现在我们已经建立相对完善的通报机制。接下来，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对基层管理者进行心理辅导和培训。我们发现，少数基层的线、组长会用相对粗暴的方式管理员工，让公司的好政策无法惠及到普通员工。我们要重视他们。

　　问：富士康集团如何看待社会上对公司邀请五台山高僧祈福的争议？

　　答：首先要声明的是，我们邀请高僧祈福，绝不是用封建迷信转移社会的压力。富士康集团地处广东地区，有当地自己的民俗习惯，之前也有死者家属婉转地向我们表达过类似的要求。只要不让工厂里悲观不安的情绪蔓延，这件事我们肯定要继续做下去。

　　离职员工曝内幕：“基层管理很乱”

　　5月6日，富士康又发生一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，这是今年以来的“第七跳”。

　　这次是卢新，男，24岁。2009年8月，卢新进入富士康集团，在集团为入职新人举行的才艺大赛中，刚刚踏出校门的他还获了一个二等奖。然而就是这个酷爱音乐、还参加过“快乐男生”的小伙，却在5月6日凌晨以一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　　曾红领如今还在为没能拉住卢新十分愧疚，他是卢新在湘潭大学的同学。两人毕业后一起进入富士康，从今年五一起，曾红领发现卢新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卢新觉得经常觉得有人在追杀他，还曾表示想回湖南老家。

　　曾红领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富士康的主管，富士康安排他和另一位好友安抚卢新，住在招待所，并联系到卢新的家人，尽快前来帮助缓解卢新情绪。而就在卢新的家人从老家出发的同时，5月6日凌晨4点30分，卢新还是以看风景的名义走出房间，纵身一跃。

　　现在，如果富士康员工再遇到心理的问题，他们已经可以从新成立的员工关爱中心得到帮助。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介绍，员工只要拨打固定热线电话785785，富士康各个部门都会联动起来。“通过这种机制，我们有效地干预了20余起有可能发生的悲剧。”

　　富士康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，全球代工大王，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。仅在深圳，员工人数就高达42万，而这是个动态数字，每个月都有大量的人走，大量的人来。员工高度流动对于管理的压力显而易见。因此管理上是否存在软肋，也就成为跳楼事件后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。

　　“我只能这么讲，富士康出了员工手册，还有他们规定的管理方法，那些是很好的。但是基层管理很乱。”说这些话的是马丽群，今年1月富士康跳楼员工马向前的姐姐。同为富士康员工的她，在弟弟跳楼后辞职。“我们的基层员工很辛苦，每天就像机器一样做来做去，可以说被训练成了一台机器。另一方面，基层干部不尊重我们员工的自尊心。骂你都很正常。”

　　马丽群说：“每个月开始，公司会和你签一个加班同意契约书。你要不签，不加班，这个月工资扣去社保，只有800多块钱。”

　　对于富士康来说，成本控制是重要的考验。从2008年起，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，这就给富士康带来成本上的压力。为此，它的手机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河北廊坊等地，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仍是750元。此外，武汉、山西、重庆等广大中西部地区，都已经有竣工的富士康企业园区。

　　■“七连跳”

　　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，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，警方称其系“生前高坠死亡”。2010年3月17日，富士康龙华园区，一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，跌落在一楼受伤。2010年3月29日，龙华厂区，一23岁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，当场死亡。2010年4月6日，观澜C8栋宿舍18岁饶姓女工坠楼，至今仍在医院治疗。2010年4月7日，观澜厂区外宿舍，18岁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。2010年4月7日，观澜樟阁村，富士康一22岁男员工身亡。2010年5月6日，龙华厂区24岁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。

　　■专家说法

　　根源在于社会不公

　　和最近的残杀幼童系列事件一样，8连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心理传染病。它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公、两极分化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心理很容易失衡，一旦有导火索就会发生极端事件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标本兼治。首先媒体要掌握分寸，既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，又不要过分渲染炒作，防止出现示范效应；更重要的是，让社会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收入与司法“两个公平”。

　　――周孝正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）

　　企业不能成为独立王国

　　这批少经挫折的年轻人到深圳这样的大都市打工，面对都市繁华和低廉薪酬的强烈反差，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。一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失落感和挫折感。在工厂封闭的环境中，等级森严的管理对年轻人的自信心和人格可能产生巨大的打击。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遵守法律、尽到社会责任、遵循企业伦理，不能成为谁都管不住的孤岛。现在仅仅是媒体的介入是远远不够的，有关部门必须重视这个问题。

　　――夏学銮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）

　　坚持心理危机干预

　　心理学研究发现，人的自杀倾向也有一定的时令性规律。每年4、5月份，都是自杀的多发季节。每年这个时间段，是应该更加关注心理救援的时段。另外，不同的自杀方式，往往能体现出不同的潜意识。跳楼体现了一种对自我极度不认可的姿态，选择跳楼，说明自杀者已承受了太多负面情绪。此外，负面情绪会有一种极强的感染性，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也会影响一些人，令其潜意识中有模仿倾向。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。要反复做，坚持较长的一段时间，才有可能逐渐让员工摆脱负面情绪影响。

　　――荀焱（资深国家心理咨询师）

　　■白岩松点评

　　到异乡去打工的新生代，抗压能力、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。这一代人更自尊，梦想也更大，在罐头一样的厂区内被挤压，一旦梦想被挤压没了，就容易绝望。我个人认为，其实提前告诉卢新他的父母要来，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因为在他的精神已经出现幻觉的时候，是很怕见自己的父母的，所谓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。父母的到来，有可能成为他（跳楼）的催化剂。第二，今年已经出现了六起跳楼事件，这次厂里给他和陪他的两个人安排住处的楼层是六层，连新闻发言人自己都说，心理专家要是给我们更细致的指导，我们是不会把他安排在六层的。哪怕安排在一层或者说地下室，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会推迟上演，所以我觉得，这仅仅是一个表象上的责任。

　　一个大企业的优秀不在于大，而在于它能不能变得“小”，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，不让大家感觉“我看不到希望”。我觉得不光是富士康，未来整个中国的发展都面临新的博弈，就是成本越来越大。不仅仅是说工资的成本，还有各种新的成本，心理需求的成本、和谐的成本、跟员工沟通的成本……我觉得中国的改革的确到了一个面临新挑战的时候，这个挑战是非常综合的。过去是我源源不断地招来人，所有的福利、心理、娱乐都不用考虑，但是现在必须考虑。

　　用工方式不改，富士康难免“下一跳”